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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兄弟

  父亲和母亲从未给我说过哥哥的人生轨迹。哥哥的往事,来源于我的表哥。表哥说,哥哥那年已经19岁了,能够套着牲口扶着犁揭地了。有一次,不知哥哥犯下多大的过失,怕挨奶奶打,被大雨浇得浑身湿透的他钻到厨房案板下,时间过长,身患重病,不治而亡。哥哥上面还有一个姐姐,没长多大就夭折了。

  弟弟的情况,我知道许多: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上高中期间,每逢放暑假,我总是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。弟弟是母亲的跟屁虫,当然和我们寸步不离。中午,烈日当空,带着草帽的头上,汗水像一道道蚯蚓往下爬。当领工的生产队长或者妇女队长喊大家到树下休息乘凉时,弟弟早头枕地畔,仰面香甜地呼呼大睡。弟弟的身下,铺着母亲脱下的满是汗渍的长衫。母亲坐在弟弟身旁,一边用黑乎乎的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,一边用烂着边儿的草帽给弟弟轻轻地扇凉。可以说,整个暑假的中午,弟弟都是躺在野外树阴下又潮又热的土地上

  1964年,我考上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后,为给自己挣点生活费和书本费,寒暑假基本都在学校打工,弟弟的情况知道得很少,只有父亲的来信偶尔提那么一半句,说弟弟想念我。

  再次见到弟弟是1967年,我到西安串联,顺便回到三原县鲁桥公社鲁桥大队五渠岸村家中。临走时,母亲和弟弟送我到县城。见一次亲人真不容易,我咬着牙,拿出口袋仅有的打工挣来的钱,请母亲和弟弟到县城饭店吃一顿。开始,母亲拧着不去,说在街上买两个蒸馍、喝两碗水就行了。我硬是一手拉着母亲,一手拉着弟弟进了明德亭。我点了明德亭的特色小吃笼笼肉、千层油饼,要了几个热腾腾的蒸馍,还要了一碗醪糟鸡蛋汤。弟弟肯定很久没见过荤腥了,大口大口贪婪地吃了起来。母亲动筷子前问我:这些东西得花不少钱吧?我说:不贵,不贵。我记得花了不到一块钱,可是当时的每月生活费才三四块钱呀。不一会儿,弟弟不吃了,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傻笑,笑得我莫名其妙。我问他笑啥,他羞赧地低下头,不言不语。他在母亲耳边低语两句。母亲点点头,不好意思地对我说:你弟弟看上了你胸前的毛主席像章。镇上不少人都有,你那个比他们的都大。弟弟从来未对我开口要过什么,我这个当哥哥的再难舍,也得给啊。我把那枚像章小心翼翼地摘下来,戴在弟弟胸前。弟弟如获至宝,高兴地在母亲身旁一边嬉笑一边蹦跳起来转眼几年过去了。我再次回到家,见过父亲、母亲和妹妹,却没看到弟弟的身影。我问母亲:弟弟去哪儿玩了?话刚落点,母亲脸色大变,眼泪刷地流了下来,哽哽咽咽地叙说。原来,我走后不久,弟弟得了风湿性心脏病。父母把弟弟送进县医院治疗,连借带贷,花了200多元。那年月,一个干部的月薪大约40元左右,一天劳动日值只有1角多钱,而再无其他收入的农家,负债多沉重可想而知。尽管如此,也没有留住弟弟的性命弟弟走的时候,还不足九岁!

 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,母亲还生过一个男孩、一个女孩,可惜都半道夭折了长成人的,只有我和两个妹妹。

  

忆兄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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